李秀男： 从《老子》用兵之言看孙老关系
④主体间性的概念及思想始自胡塞尔，后由海德格尔加以深化。
[14]在《思维方式》的第三编自然界与生命中更是阐述出从无生命的自然界向有生命的自然界的自然观转变的必然性。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101页。
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98页。格里芬在组建后现代世界中心之后，于1988年创立了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体系。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22页。[40] 汤先生在文中指出，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运动仅仅相当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与18世纪的欧洲的启蒙运动并不相似。因此，在汤先生的学术名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汤先生已经关注到西方哲学的一些动向。
同时，近代以来被无数有识之士满怀希望赞扬的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出现异常严重的弊端，而且在中国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这样的傲慢下，传统的观点并贬低为迷信。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或者说，曾国藩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
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却愚且微。此外，无论在生成论意义上，还是在有关教化的思想中，曾国藩对于辩证法亦深有洞见。
李鸿章还认为，在曾国藩，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曾国藩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儒与佛的纷争与划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萦绕儒者心头的一块心病，在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内容。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二 如前所述，曾国藩在程朱理学的基点上汲取了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因此，在生成论上，曾国藩比程朱等理学家走得更远。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
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渐渐复兴。面对世俗生活中日益微略的常人之性，圣人应担当起教化、复性的天职。
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2001年，曾国藩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同上）他甚至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
（同上，第31页）很明显，在曾国藩，格物的意义在致知，而诚意的重心则在力行。他说，天下万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学问（儒学）就在于认识这万物之理，自古以来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学问莫不如此。
但是，曾国藩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比如，事亲定省是物，而寻求之所以事亲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
（同上，第29页）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
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
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进而，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这也正是他之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1页）的缘由。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曾国藩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
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曾国藩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曾国藩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因此，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喜欢不当和厌恶不当的情况。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不过，天下万物是无穷的，天下之理亦是无尽的，所以，要求得万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办法是首先认识并求得其最根本者。
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正蒙·参两篇》）由此而看，此辩证法思想亦是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一种丰富。
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所谓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等关于本末的东西。
他说：一则生两，两则还于一。（同上）面对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坠落以及所导致的危险，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对常人的教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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